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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与现实的双重变奏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德语作家之一,托马斯·曼被卢卡奇誉为“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1929年,托马斯·曼以卓越的文学成就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指出托马斯·曼与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传承关系,称其获奖作品《布登勃洛克一家》“可与德国在欧洲乐坛上的地位相媲美”,是“第一部也是迄今最卓越的一部德国现实主义小说”。托马斯·曼本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声称自己的写作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现实主义大师身上获取灵感和写作技巧,肯定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就和影响。可以说,托马斯·曼是20世纪在理论上肯定、在创作上追随现实主义的大师。不同于以情节取胜或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见长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他的文学创作融合了象征、隐喻、非情节化等现代创作手法,在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在小说中展示细腻的内心世界和深刻的哲理反思,典型的如《魔山》《浮士德博士》。托马斯·曼这种独特的现实主义风格并非一蹴而就。如果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还带有明显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特征,那么托马斯·曼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海因里希殿下》则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是其独特现实主义风格的转型之作。

小说《海因里希殿下》讲述了一个破败小公国的王子克劳斯·海因里希天生左手残疾,性情孤僻,在公国里代表天生羸弱的哥哥出席各种宫廷仪式。后来,王子爱上美国亿万富翁斯别尔曼的女儿伊玛,并喜结连理。王子和“公主”的联姻把他从寂寞、刻板的虚空生活中解救出来,同时在富翁的援助下,公国濒临破产的经济也得到改善,皆大欢喜。在小说中,托马斯·曼精确描写了宫廷的典礼、仪式和风俗,该小说甚至被当成一部忠实的“宫廷小说”而在德国的君主阶层引起轩然大波,指责托马斯·曼讽刺和批判君王之家。《海因里希殿下》为19世纪德国宫廷生活勾勒了一幅文学素描,但托马斯·曼本人倒不完全认可这种观点。在他看来,王子的爱情故事只是表面上的主线故事,实际上他把君王的生存状态当作一种“形式上的、不切实际的、超越实际的存在,简而言之,就是艺术化的存在”,而刻画这种艺术化的存在最终目的在于“通过满腔同情每一种特殊状况来宣扬人性”。换言之,小说既讲述一个主线故事,其中以大量的细节、精确的描写,勾勒了一幅20世纪初宫廷生活的风俗画,又在故事中穿插各种象征意蕴,探讨严肃的社会、政治和道德问题,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而海因里希殿下的主线故事与所讨论的问题紧密相关。由此,小说中形成一条以现实主义为主题的故事线,同时还存在着一条充满象征意蕴的问题链,这两个层面既不完全重合,存有张力,又与小说的主题紧密勾连,丰富了文本的层次性和多义性,使《海因里希殿下》具有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小说的特征。因此,在诺奖的颁奖词中,评委们评论《海因里希殿下》是以“现实主义形式掩盖了一个象征性的故事”, 它不单单是一个现实主义小说,而是一个“象征性存在的寓意小说”。

故事原型取自托马斯·曼与妻子卡提亚·曼的交往。书中女主人公当街对抗士兵的场景实为卡提亚真实的经历,托马斯·曼甚至直接将他与妻子的通信内容延用到小说里。写作《海因里希殿下》时期的托马斯·曼正值新婚燕尔,春风得意。在这种光明幸福的优渥环境中,整个写作呈现出积极乐观的基调,“塑造了一种可以将尊贵与生活的幸福结合起来的可能性”。但这种轻松诙谐的写法却成为日后评论界诟病《海因里希殿下》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小说完整细致地记录宫廷的生活内容和典礼仪式,其中包括洗礼日、命名日、舞会、成年礼、生日晚会、葬礼等,勾勒出一幅精细的“宫廷生活的风俗画”,这让上流贵族颜面扫地,纷纷指摘托马斯·曼。

外界对《海因里希殿下》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小说没能满足他们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期待。小说中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王子和公主的结合是众望所归,没有任何人从中作梗;小说的人物形象也略显单薄,并非“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尽管书中有大量的细节描写,但也只是让读者认为这是一部“宫廷小说”而已。但这些被诟病的缺点恰恰是托马斯·曼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突破。他的小说不再以情节取胜,其人物设计和布局更多的是某种精神的化身。在小说《海因里希殿下》中就突出呈现了这种非情节化的特征,故事从海因里希殿下的出生讲到结婚,相比描绘布登勃洛克一家四代人的生活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来说,这里只处理两代人的生活经历,而到了《魔山》就仅仅讲述主人公在高山疗养院七年的时光。故事情节的简化并不代表小说谈论问题的单薄,相反,托马斯·曼在小说中增加大量的社会心理描写和哲理反思。在《海因里希殿下》中,托马斯·曼并不只是单纯讲述一个浪漫轻松的爱情童话,或者描摹宫廷生活,他曾明确指出《海因里希殿下》“不是一幅现实主义地反映二十世纪初宫廷生活的风俗画,而是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童话”。《海因里希殿下》是“一个童话:这童话讲的是形式和渴望,是被代表的和真实的生活,是高贵和幸福”。换言之,童话的写作风格只是外在的形式,小说的实质是一个关于成长(Buildung)和教育(Erziehung)的故事,是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童话。这种教育意义非常突出地表现在小说中对各种童话故事的化用与改造。

托马斯·曼把童话故事挪移、转化、变体,改头换面后再植入自己的小说中,重新阐释。这样的写作方式在其一生的创作中屡见不鲜。不过,托马斯·曼的童话小说又并非单纯的童话故事,他通过对童话的艺术化吸纳,将这些童话角色置于社会生活中,增加大量的社会心理描写,寄寓诸多现实问题,使之成为一种兼有童话色彩和社会心理描写的叙事模式:身负烙印和渴望解脱的异类,用爱互相拯救,依靠爱,天生有缺陷之人能共同解救自我、认识自我、成为自我。小说中,先天不足的王子和伊玛以爱之名将彼此从原来孤寂困顿的生活中摆脱出来,过上真实的日子,脚踏实地,清楚地认清自己的责任和人生目标。安徒生的童话在托马斯·曼的小说中获得新的面貌和灵魂。小说中的主人公历经生活的考验,最终明晰自己的身份,从一个不懂得何为真正的生活和情感的“空心人”成长为能体察他人感情的“有心人”;从一个活在虚构的“表象世界”中的空虚者成长为脚踏实地、学习实务的实践者。从这些变化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克劳斯以及伊玛的成长蜕变。

托马斯·曼对经典童话人物和情节的融合和化用,弱化故事的情节设计和人物形象的刻画,而将人们熟悉的经典的文学传统化为己用,寄寓自己的思想和观念,丰富小说的主题。这部小说的写作始于1905年,正值德国帝国时期,因此其叙述具有威廉一世时期的一些特征,小说中的格里姆堡大公国就影射了历史上的梅克林堡·什未林大公国。不过,《海因里希殿下》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反映不在于这些形式上的安排,更重要的是以深刻的笔触呈现君主制高峰时期人们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托马斯·曼曾指出,“君主制不仅仅是这本书的背景,同时也是它的主题。”小说中谈论的话题从上至下涉及了君王的活动、大臣的职责、宫廷生活起居、典礼仪式以及民众的生活。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托马斯·曼对这些人物和生活的描画体现出一种没落的基调,大公国的经济濒临破产,统治的君王一代不如一代,不仅身体上有缺陷,精神上也毫无王者风范。克劳斯的哥哥自幼身体孱弱,无心问政,代理君主的克劳斯亦不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而公国的大臣要么愚蠢无能,要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力改变国家的现状。他们将所有的希望都寄予从美国来的亿万富翁,希望得到他的援助重振旗鼓。托马斯·曼通过对公国里国民经济、社会政治和财政危机等诸多现实问题的描画,敏锐地揭示出君主制穷途末路的处境。卢卡奇就曾指出,《海因里希殿下》与《布登勃洛克一家》一样也是一部衰落的史诗,作者以深邃的历史视野意识到君主制“在静止表面之下,无形的毁灭力量”。表面看《海因里希殿下》只是在描画宫廷的生活,实际上暗流涌动,作者借小说表达了对现实危机的极大同情,并积极探寻解救之法。可以说,《海因里希殿下》不仅描绘了作为艺术家的个人精神危机,也描画出当时德国人民的危机,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德国“处在那种朝向民主、集体、融合、爱的精神转变之中”的社会图景,与时代精神紧密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因里希殿下》已超越了一般的童话小说,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托马斯·曼念兹在兹的“试验”即:以象征性的人物设计表达自己的诗学思想和时代精神。《海因里希殿下》除了记录和反思作者和当时社会的危机之外,更直指现代社会中精神、艺术和生活关系,挖掘现代人的精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