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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半个多世纪后 为自己最负盛名的小说划上句号

1999年9月11日,一位满头银发的英国老太太在位于伦敦东南角贝克斯利希斯的自家花园开了一场简短却引人注目的新闻发布会。这位寡居多年的老妇人名叫梅利塔·诺伍德,当时已经87岁高龄,慈眉善目、戴着老花镜,对着蜂拥而至的媒体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承认自己曾是间谍,代号是“霍拉(Ho l a)”。在1972年退休前,她一直是英国有色金属研究协会的秘书,有机会接触大量涉及英国核研究的机密文件。于是,在远离英国有色金属研究会和间谍生涯近30年后,梅利塔的真实身份被突然曝光,乃至引发媒体关注和意外的政治风波。

翻开最新引进出版的英国作家勒卡雷的小说《间谍的遗产》,很容易联想到梅利塔的故事。一位退休几十年的老间谍,却因为一个偶然事件被重新牵扯进当年的不堪往事。在小说开头,隐居法国、金盆洗手多年的彼得·吉勒姆为了自己的退休金,不得不重返“圆场”。在那儿,他无奈地接受了“马戏团”年轻一代有关60年前“横财行动”细节的种种问询。而所谓“横财行动”正是勒卡雷在代表作《柏林谍影》中所讲述的那桩诡谲悲剧。纵然过去了数十载,但那场悲剧依旧“阴魂不散”,受害者的后人们居然找上了门。而21世纪的“圆场”年轻一代却只是想把这个陈年的“老麻烦”丢给同样老迈的彼得·吉勒姆,让他发挥“余热”充当组织的替罪羊。

尽管《间谍的遗产》被宣传为《柏林谍影》的续作,但其实也可以称其为《柏林谍影》的前传。年逾九十的勒卡雷新作中的大量篇幅都是为《柏林谍影》故事所做的铺垫,而五六十年后的故事与其说是“续集”,莫不如说是一场事与愿违的追忆。另一方面,若没有读过《柏林谍影》又或是“史迈利系列”的前作,倒还是可以直接捧起《间谍的遗产》。虽然会错过一些致敬前作的典故和无关主旨的细节,但同样也可以回避掉一些叙述逻辑和常识上的“硬伤”,例如史迈利的登场。

在此之前,史迈利的上一次出现还得追溯到1990年出版的《史迈利的告别》(又译为《神秘朝圣者》)。在《间谍的遗产》中,2015年时彼得·吉勒姆本人已经是78岁的老人,但依旧可以跟新同事们玩“捉迷藏”的间谍游戏。若根据《召唤死者》中的描述,身为大学生的史迈利是1926年加入了“马戏团”,那么他应该是在1905年前后出生的。这就意味着在《间谍的遗产》的故事中,史迈利高龄已经超过110岁。而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勒卡雷把史迈利加入的年龄推迟到了1937年,但即便如此,史迈利在《间谍的遗产》中也成了一位超过100岁的超级寿星。

有鉴于此,新读者的一大优势就是在阅读时可以不用背负这类前作设定上的尴尬,只需享受文字和智识上的冒险。勒卡雷也巧妙地将《柏林谍影》的故事折叠塞入了新作之中,让人有了重温当年这部经典之作的兴趣。

初看起来,《间谍的遗产》可能是勒卡雷诸多作品中,较为好读的一部,以至于能让人产生可以一个晚上轻松翻完的错觉。然而,若细细探究,却能发现作者布下的暗线与冲突。例如小说中,往往以档案文件和私人回忆彼此交织的方式来回溯五六十年前的那个冷酷故事。因此你甚至可以把《间谍的遗产》当作一本“书信体小说”来读。档案与回忆之间彼此补充,却又充满矛盾,而所谓“真相”似乎就隐藏其中,但又让人时不时掩卷思考与质疑。而现实的情报工作,除了极少部分“剥头皮组”那样的外勤任务外,绝大部分都是在文字、言辞、回忆和互相比对中查找线索,进而抽丝剥茧发现如碎片般的些许“真相”。在小说中,彼得·吉勒姆即便曾目睹、经历过当年柏林冷夜中发生过的一些事,但确实很难窥得全貌。即便是在几十年后,重读档案,他也不过是尝试着拼凑历史碎片。真正洞悉整个事件的只有当年的“老总”和史迈利本人。然而,你也别指望在小说的最后就能抵达勒卡雷间谍世界的终点,整个故事可能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旅程,亦如他之前回忆录的书名《鸽子隧道》。

勒卡雷间谍小说的悬疑背后实则都隐藏着一个母题:极端环境下,每个人的道德选择及其代价。哪怕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哪怕档案都已残缺不全,哪怕当代人早已淡忘,但他笔下的人物依旧要为当年的选择承担后果,或早或晚付出各自的代价。没有信念支撑的牺牲在“圆场”年轻一代看来,自然也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对冷战时代的种种几乎一无所知,以至于在“审讯”吉勒姆时可以轻松地吐槽:在你们那个时候,无辜者的死亡或许是可以接受的,但如今情况不同了。背负这个“诅咒”的吉勒姆却是直面背后冷酷的老特工,而能解除这项道德枷锁者正是他当年的上司史迈利。

在勒卡雷的小说中的“叛国者”都不是为了金钱,正如现实中的“剑桥五杰”、梅利塔·诺伍德,大多都是处于信念与理想而选择此道。2005年,梅利塔·诺伍德以93岁高龄去世,死前也从未对自己的间谍行为表示后悔。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之所以会做这些事并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阻止一个新制度的失败”。其实,他们与史迈利终究都是同一类人,只不过是选择了不同的出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纵然立场水火不容,但史迈利、吉勒姆或许反而会能理解梅利塔们当年的动机。面对帝国衰败的现实,试图力挽狂澜的情报机关自身也在不断地堕落,变得更加卑劣与虚伪。借彼得·吉勒姆之口,勒卡雷还吐槽了如今的“圆场”。在他看来,如今“圆场”的情报工作无非是官僚化的重复,丧失灵魂与信念。经历、目睹这一切的史迈利或许真需要有一种“欧洲精神”来支撑自己的信念。

勒卡雷本人曾经在原版《间谍的遗产》的新书发布会上直率表达他对当今西方世界的忧虑。在他看来,“某些非常糟糕的事情正在发生,我们理应清楚意识到这一点”。他口中的“糟糕之事”包括了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兴起以及民众对欧洲精神的背离,也可能还有他对当代英国人丧失崇高目标感的失望。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采访时,勒卡雷指出:2016年英国公投决定脱欧让他感到非常失望,而他写这本小说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为欧洲辩护。

不过,也如《经济学人》评价的那样:在勒卡雷的《间谍的遗产》中,虽然史迈利一再强调他身负欧洲精神的宝贵价值,但他所表现出的依然是一个地道的英国绅士形象。

(作者为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