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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时刻》:不去拖累女性,就是给她们翅膀

最近,散装卫生巾以猝不及防的架势登上了热搜,淘宝一款卫生巾100片售价仅21.99元,是普通卫生巾1/5的价格。

散装卫生巾迅速招来了一片质疑,“一包卫生巾不过是一杯奶茶钱,怎么可能会有人买不起?”。

“我有难处”,这是淘宝“散装卫生巾”页面下一位买家的解释,短短四个字撕扯开了“月经贫困”的一角。当城市女孩在谈论液体卫生巾和卫生棉条这些新鲜事物时,全球大量女性正在遭受“月经贫困”。受到经济因素和落后观念的影响,使用卫生巾对她们来说是一种奢求,在一些地方,女性甚至只能使用破布、袜子、果壳、灰烬、树叶、泥土或是牛粪来处理自己的失血。

“月经贫困”作为典型的女性贫困现象,却一直没有得到关注,文化层面将月经视为羞耻,公共层面也只把卫生巾当作普通消费品课税。女权行动者格洛丽亚·施泰纳姆(Gloria Steinem)早在1978年就在《Ms.》中说:“如果男性有了月经,月经会成为一个令人羡慕、可敬而又具男性气概的现象,卫生用品将受联邦政府资助并且免费。”

被遮蔽的女性议题远远不止“月经贫困”,由北京联合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女性的时刻》,便记录了一个个女性特有的困境,包括“第三世界”女性正在经历的避孕困难、难产、童婚和割礼,也包括普通女性遭遇的无偿家务劳动、职场困境与性骚扰等。这本书的作者是梅琳达·盖茨,她曾是微软的前高管,在与比尔·盖茨结婚生子之后逐渐将事业重心转向公益与慈善。《女性的时刻》是她的第一本书,也是一本半自传体,书中不仅记录了梅琳达在基金会的20年中走访世界各地亲眼所见的女性困境,也分享了她与比尔·盖茨之间婚姻平等的秘诀。 

梅琳达·盖茨

那些被遮蔽的女性痛苦

在非洲东南部的马拉维的烈日下,一位母亲背着孩子步行十六公里来到保健所,只为一剂避孕针,等待她的却是“告罄”,她已经育有五个孩子,她的家庭再也承受不起另一个新生命的降临。

这里的女性普遍面临避孕困难,保健诊所的避孕针永远储备不足,能提供的只是安全套。但是安全套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要是我让老公用安全套,他会打我的。他会以为我怀疑他出轨,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要么就是以为我出轨了,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上世纪避孕手段的发明,将女性从生育的无限循环当中解救出来,堪称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发明。但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数据显示,全球依然有超过2.2亿女性无法实现自主计划生育。

自主生育与贫困之间的联系远比我们想的紧密。在非洲国家尼日尔,避孕药具的使用率极低,每位女性平均有超过七名子女,而它的贫困人口比例也高居世界前列。一位名叫阿迪萨的女子告诉梅琳达,“我孩子那么多,身上背着、肚里怀着,我丈夫得靠借债才能吃饭,可就这样,钱还是不够用。”无止境的生育使得女性长期处于怀孕与哺育的循环,女性难产与新生儿夭折的几率 也大幅上升,而对于她们的家庭来说,贫困就像一个诅咒,伴随着孩子降临,永恒地围绕着她们的生活。

一个怀抱着新生儿的母亲刚分享完分娩成功的喜悦,下一秒就对梅琳达说:“我对这孩子将来唯一的希望,就是你把他领回家去。”这位母亲沉重的自白使梅琳达深受震动,她本来的工作重心在产妇健康,但是亲眼目睹这一切后,她发起了自主计划生育,“避孕药具堪称史上最有助于拯救生命、终结贫困、造福女性的发明,基金会必须把普及避孕药具作为重中之重。”

除了自主计划生育这样明显与性别相关的议题,梅琳达在工作过程中逐渐发现其实性别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得要深远。

同样是在马拉维一个边远的农业聚集区,当我们将目光投向田野时,会惊讶地发现在种地的大部分是女性。但是,201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做过一次研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女性农民的收成比男性低20%到30%,尽管她们的务农技术毫不逊色。这是因为身为劳动者的女性,她们面目模糊,失去话语,所做所得都被男性掩盖了。

真相是,相比男性,女性占有的土地面积更小,接受的农业技术指导也更少,打入市场和获取贷款更加困难,也缺少种子、肥料和培训。其实当地不乏有研究机构提供农业上的帮助,但是研究者大多是男性,他们通常也只询问男性的意见,为男性提供新型种子。女性要么囿于家务之中,要么根本没有资格与男性交谈。

凯瑟琳是最早注意到农业中的性别问题的人,“我们想帮助农民,首先要知道他们是谁”,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却在性别偏见下被隐藏了。NGO普遍的问题就是对第三世界居高临下的“想当然”和对问卷调查的迷信,真实的在田野里劳作的女性不被看见,她们的声音被男性替代了。

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基金会请凯瑟琳负责农业中的性别政策。这也让梅琳达重新思考基金会的方向,“最初,我只把女性赋权看作帮助极端贫困人口解决食品、营养和收入问题的手段,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性别议题就像那些被遮蔽的女性痛苦,在基金会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管理层们认为赋权女性会引起非议、喧宾夺主。梅琳达作为基金会的主席,最终决定“把女人与女孩作为全球发展计划的中心”。

之后,基金会聘请了性别问题专家,开始收集反映女人、女孩生活状况的数据,女性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家庭的权力结构也开始改变,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也有了松动,事实证明,帮助了世界上一半的人口,就是帮助了全人类发展。

一个天主教徒与女权主义者

这本书也是梅琳达的半自传体,梅琳达一直没有被“盖茨”的光芒所掩盖,也不是首富背后的女人。她讲述了自己的女权主义之路,以及她与盖茨在婚姻中的平等实践。

梅琳达在专注于慈善事业之前,是科技界凤毛麟角的女工程师。在杜克大学计算机系五年的求学生涯中,她都在与男生编写代码。刚加入微软时,她是MBA班中唯一一位女性,而当时微软的经理中也仅有一位女性。在微软工作九年后,她最终成为主管信息产品的总经理。

但这样一位高管级别的女性,仍然面临着“事业与家庭”的平衡取舍。1995年秋天,梅琳达与比尔·盖茨成婚将近两年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决定为了孩子离开工作岗位。她坦言当时的决定“很不成熟”,“以我当时的思维,有了孩子以后,男人理当在外工作,女人理当照顾家庭,我以为这就是女人的天职。”

而二十几年后,梅琳达成为了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因为她“聆听过无数女性的心声”,她认为“支持女权主义,就是相信女性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挖掘自己的潜能,相信男性与女性应该共同努力,消除那些至今仍阻碍着女性发展的障碍与偏见。”

在梅琳达与比尔·盖茨的关系中,平等一直是他们追求的目标。梅琳达从微软辞职后,开始在基金会做管理工作,但开始时她居于幕后,以致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比尔·盖茨的基金会”。经过讨论后,梅琳达决定从幕后走到台前,以联合创始人兼联合主席的身份出现,向世人宣告这是他们俩的基金会,他们共同制定基金会的政策、共同完成基金会的工作。

在梅琳达的自述中,她出生于家境良好的天主教家庭,父亲是参与过阿波罗计划的航天工程师。但是在她的天主教信仰之下,她的女权主义立场给她招致了许多非议。这主要与她推行“自主计划生育”有关,在天主教的教义中,堕胎被认为是对生命的亵渎。梵蒂冈官方媒体公开指责她“误入歧途”,“被出售避孕药具的大公司操纵”,网友们讽刺地称她为“前天主教徒梅琳达·盖茨”或“所谓的天主教徒梅琳达·盖茨”。

这些批评让梅琳达开始反思宗教信仰对人的禁锢。“爱永远排在教义之前”,那些批评她的文章满口教义,却完全看不到女性的需求,对女性的处境丝毫没有同理心。医学早已证实避孕拯救了数百万妇女儿童的生命,从这一点上来说,梅琳的所做所为正是基于对生命的尊重,来自于天主教对良知的教诲—去帮助身处社会边缘的人,重新接纳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

正像这本书的英文书名“the moment of lift”,“lift”意味着女性向上的力量,梅琳达在基金会一直致力于赋权女性,给予女性向上的力量,而提升女性,就意味着提升全人类。就像她说的,“有时只要不去拖累女性,就是给她们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