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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一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说的是文风的相貌。其实,更深一层理解,应当是文字的气味、性格、相貌就如其本人一样。看其文章,就像见到本人一样,能想象他说每一句话时的声调、表情和身体语言。再说得深一点,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文章也一样。简单的人,世界观单纯、单一,定然未经历纷繁坎坷,未曾处理过复杂事件,所以只看到一点或一面,不见大海与深渊。善良者或者未曾遭遇过重大的人生变故,或者在变故中看见了人性的深渊而仍然相信善的终极价值。总之,应当把一篇文章立起来,像看一个人,就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他经历了哪些人生,如今的五官面相怎样,皱纹几何,从中可以洞悉他的一切。  这其实是中国人最早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所谓天人合一,并非后来的境界说,在河图洛书时期,讲的是天地的格局与人是一样的。人是微缩世界的模样。天地再大,也如人一样。人再渺小,其生死存亡的规律与天地也是一致的。所以就有了“天有五星,地有五行,人有五脏”的说话。神龟上的洛书模样,既是龟的世界观,也是人的世界观与身体格局。九宫是古人观测天象得来的图形,也是人观察自身后悟出的形象,当然也是大地的格局,于是大禹以此建立九州,周公以此建立成周。后来的中医、道家的修行全是以这样的世界观为根基。文学家也不例外。仓颉造字也是在九宫格里横撇竖捺,以象形字为多。刘勰著《文心雕龙》,开篇《原道》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他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此乃中国人最早的文学观,而此文学观也便是世界观,其中也有方法论。批评家便以此为观念和方法展开对文学的分析与批评。  二  现如今,一些人舍弃古老的中国文化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不用,而以西方文化和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为要,以此展开对现代以来文学的研究与批评,表面上看另辟蹊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贡献大矣,但如用古法来看今日之批评,表面上看热闹非凡,且近20多年来研究与批评之盛有炽于创作之象,但实则虚火上身,乱象丛生。比如,有些批评文章只有心和肺,所以火气十足,充满革命的姿态,刀刀有杀伐之意,字字能夺人之志,颇吸引人的眼球,其实人皆知偏矣。这是因为心在五行上属火,肺属金,但没有土之脾胃、水之肾和木之肝,五行不全,所以不和。现在一些批评家便是如此。这样的文章容易引起争议,但对己对人也许害处居多。心火过旺者容易成魔,肺金过盛者容易伤肝,身将危矣。  《史记》中言,孔子早年志得意满,四处批判人,去见老子,临别时,老子对他说,“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庄子在另一篇文章中补充说,老子对孔子讲了一番颇有意味的话,大意是你只看到了白天,看不见人还需要黑夜,你只看见春天,就拿春天的样子去评判其他三季,怎么能不出错呢?一语点醒梦中人,所以孔子才研究和整理《易经》,方得中庸之道,60岁时能听进去逆耳之言,70岁时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是孔子得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后的改善。佛教是极为强调宽容的宗教,但自释迦牟尼灭度700年后,佛教已经有100个左右的教派,互相攻伐,所以龙树才创立中观学说,以此来结束这些偏见。今天的批评世界,难道不是龙树时所看见的乱象吗?  于是想起李健吾评沈从文之美文,他开篇即说:“我不大相信批评是一种判断。一个批评家,与其说是法庭的审判,不如说是一个科学的分析者。科学的,我是说公正的。分析者,我是说要独具只眼,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的深处。一个作者不是一个罪人,而他的作品更不是一个罪状……所以,在我们没有了解一个作者以前,我们往往流于偏见——一种自命正统然而顽固的议论。”李健吾积极利用西方作家、文论家的思想来作为文学评论的武器,但又善于将其“中国化”。他这样评价《边城》:“《边城》便是这样一部idyllic杰作。这里一切是谐和,光与影的适度配置,什么样人生活在什么样空气里。一件艺术作品,正要叫人看不出是艺术的。一切准乎自然,而我们明白,在这种自然的气势之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  这种谐和自然,可不就是中国人讲的道法自然、五行中和吗?他又说:“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这不就是中庸之道的辩证伦理吗?一切都不走极端,一切都寻找那个恰切的度。“在这里读者不仅用眼睛,而且五官一齐用——灵魂微微一颤,好像水面粼粼一动,于是读者打进作品,成为一团无间隔的谐和。”是用五官,不是哪一官。五官就是五行,对应的是五脏。  这哪里用的是西方的文艺思想?这分明就是古典的道法自然和五行学说,是对《文心雕龙·原道》理论最恰当的解释。如果刘勰再世,也会感叹李健吾先生的才情。在这里,中西合一,作者与批评者合一。  三  然则何为批评?假如因为赞赏李健吾先生的美文,就以为批评者必须如同李氏一样唱赞美之歌,那就谬误了。孔子冒天下之大不韪,近70岁时著《春秋》批判乱臣贼子时,早已得中庸之道,这是给正义归位,这是在扶正驱邪。这与他在中年被老子批评时已经有所不同了。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形成新的世界观。孔子与老子的不同在于,老子行无言之教,故而其教子徒孙皆为避世者,只观天道修行。但孔子是批评者,立于中央“土”的仁德位,观察东方“木”的春生、南方“火”的夏旺、西方“金”的秋收和北方“水”的冬藏,合予时序者予以嘉奖,不合时序者则予以批评。这难道不是天道吗?这样的赞美与批评难道有问题吗?这是在维护天道啊。  因为如此,所以孔子评价,“诗三百,思无邪”,且把始于人性最纯洁的《关雎》放在首位。刘勰的《文心雕龙》也得益于孔子的启迪。也就是说,真正的批评家首先要对天地、阴阳、四时、万物的运转和人性善恶、生老病死有通透的理解和归位,方才能有恰切的批评,即要有完整的世界观、价值观、生死观,然后再行以合适的方法——合适的方法也来自于道法自然,是天授心法。这样才会有良好的批评,否则就是盲人摸象、颠倒黑白、杀伐攻讦、拉帮结派、博人眼球、谄媚于人。凡此种种,恰恰就是今天批评界的各种乱象。  四  今有批评家“金”,杀伐之气盛,便见不得“木”之歌唱,更见不得“土”之仁德,以为天下批评家皆应举刀杀伐才是职责所在。这显然是只知有秋,而不知有其他三季,如同秋蝉一样。也有批评家“木”,吹响号角,发出绚烂之声,但也只知春蚕和夏之知了之叫,不知有秋之肃杀和冬之寒冷。批评家“火”和“水”也一样。他们各自站在自己的位置,攻伐各家。其实,这都是没有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致。  西方自近代以来,无论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学、直觉主义,还是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皆自一点生发而观全局,将微观理论夸大化、泛滥化。这些理论被引入中国批评界,几十年来可谓样样皆试、招招皆学,但终究给人以一种生吞活剥且强词夺理之感。何也?无完整的世界观矣,对天道人心没有通透的理解而已。  假如“金”“木”“水”“火”四位批评家皆知“土”之仁德是其生养之根本,假如他们还明白各自的生克制化之理,便是明白了世界运行之大道,便不会执著于己见而不见仁德。故而,一部作品面世,至少有“金”“木”“水”“火”四位批评者,这便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终归要明白正是有了中央“土”之仁德在生养,才有这样的兴盛局面。如果失去了“土”之仁德,则四方失位,各自为政,必将相互攻伐、乱象丛生。来源:文艺报作者:徐兆寿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127/c419351-320137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