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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的学问精神及体系问题

钱锺书的学问精神及体系问题  真正的批评,并不是易为的,一切的批评都不免主观,而因此也就都是危险的,但我们希望它公允。换言之,我们希望批评者具有章学诚大提特提的“公心”,而不要“似公而实逞于私”,去吹毛索瘢。  读王水照先生近著《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书中提及,钱锺书的学问是没有“体系”的,这是有的学人批评钱锺书的一个大责难,因为没有体系,缺乏思想,钱锺书的学问只是资料罗列,知识堆积,所以钱锺书的学问价值,也便大打了折扣(是书3-4页)。其实,有没有“体系”是一事,没有“体系”而便一定是资料罗列、知识堆积的,因此而就折损价值,这又是一事。前一事,实在是一个大问题,它牵涉方面太多,我暂且搁下不论,后一事则不妨试为厘清。  对中国现代学术有大贡献、被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正确地拟配作“及时雨宋江”的胡适在其《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批评章太炎的《国故论衡》说:“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作‘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馀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胡适此处所持的推赞章太炎的批评标准,也就是前面所提的那个贬损钱锺书的批评标准,二者精神是一致的。他们都责怪没有精心结构的著作,也就是不满意于无体系的学问。其实,胡适的这种对于中国传统著作的不满,已见于晚清。晚清没什么大学问的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四日已云:“我国人自古著书多无条理,往往零杂续成,无有首尾一线到底者。试观释家之书,及西人书,则节目条贯,无丝毫紊杂为可贵也。粹卿云:中国书惟《周易》及《春秋》二部,颇与他书迥别。”以及有大学问的文廷式,在《罗霄山人醉语》中之所云:“中国言理之书,皆不分章法、不按次序,故外人译之者,或以为不及彼国之书。惟小学则《说文》一部,自始至终,具有次第,六经未备之理,观于古圣造字,咸已洞彻无疑。……天之未丧斯文,于此可预卜也。”你看,这一点似乎是胡适的批评的创见,在稍一接触西学的人那里,就立刻已经被发露了。这也表明,这一种与西学对比而以西学为标准的批评,并不是什么深刻意见。假设我们更进一步,请胡适把著了《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的作者,推尊到没写什么“精心结构”的孔子、孟子之上,并依照这个标准,来著我国的学术思想史,是否能得他的同意?或者,是否可以把著了《论衡》而见“精心结构”的王充,号为一大师,来代表东汉的学术史,而压倒注群经的郑玄?又把著了《文史通义》的章学诚,推为唯一大师,来代表乾嘉一代的学问,而抹去戴震、钱大昕和段玉裁等?又或者把著了《续史通》的宋慈抱、著了《史微》的张孟劬,推尊到王国维、陈垣及胡适本人之上?我想他一定是要反对的。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论及马克思,说:“他是大体系缔造者当中最后一人,是黑格尔的后继者,而且也像黑格尔一样,是相信有一个合理的公式概括了人类进化的人。”这也许是对马克思的一种误解,因为恩格斯对于黑格尔的大体系,也并不以为然。只有我国初接触西学的学者,才对于我们素缺的“体系”,有一种自惭的惊赞。就像乍睹西餐的刀叉的人,一定会惊于它的铺排之“体系”,而立刻自嫌我国筷子的简陋,而殊不知,我国的两根筷子,真有似于两仪,以简驭繁,而自能胜任吃饭而愉快的。没有精心结构的著作,只要真于学问有得,又何足为病?  不必提,钱锺书在《读〈拉奥孔〉》中早说:“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吧。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消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见多了“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楼塌了”的钱锺书,对于建构大体系,必然提不起兴致。“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在今日的一般学者,也都可以去“精心结构”,“大构特构”,而谓此在钱锺书,即为“挟太山以超北海”之“不能”,是不值一驳的。钱锺书的著述体式,另有他的考虑。《中文笔记》第一册第187页提到世人评吴文英词说“如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他在眉批中曾对此加以翻案,他引《酉阳杂俎》说“月乃七宝合成”,一片光明皎洁,要拆,根本无下手处,那才是最好的。我认为,此案还可以再翻进一层。钱锺书“博观而约取”,在读书中所摘的古人之语,无不为取其精粹,而读来非常精彩,极富于意味,而可目为“碎金”、“鸿宝”的。他大概就是要用这些“七宝”,勾连穿贯,来造成他的著作。他的钱氏一家著述的“七宝楼台”,自非是供人拆取的,但即使被他人拆碎,它也仍还是“七宝”。他是要用此来抵挡时间之流,不使他时的“楼台垮塌”,只剩得一地的破砖瓦。我想这是他平生著述的一个蕲向。  我想也正是为此,他才在博览古今中外的大经典之际,下了那样的古今中外都罕见的大功夫。钱锺书读书之用功,是众所周知的,在他年轻时,他的友人冒效鲁就对其苦读,半是佩服,半是讥嘲:“默存历年日记,高可隐人,所读中西典籍,无不分条札记,字如蝇头,使越缦复生,当有后生之畏。”(见《默存近来颇勤著述汲汲焉有志不朽褒贬前贤自矜悬解戏作此诗调之》)但那都是一些记述。到他的笔记出来了,那才是“触目惊心”的印象。他的中外文笔记一共近六万页,不妨仿《庄子·盗跖篇》,来算一笔账:他做笔记的时间大约为六十年,六十年也就差不多两万天,一天不得落,按天来除,也就是平均每天须摘录三页纸,此外还要考虑他著书、写信、工作及诸杂事等。在西方世界,胡塞尔也有四五万页的遗稿,但像钱锺书这样并不健硕者,有如此大规模的笔记,实在是可惊的,这也是从古罕觏的。钱锺书之于学问之事如此的专注,我认为是可以借用他本人在《中文笔记》第一册第654页摘引过的《续传灯录》中黄龙晦堂禅师所说的来形容:“子见猫儿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据地,诸根顺向,首尾一直,拟无不中。求道亦然。”可以说,钱锺书的读书为学,正是做到了这般的。这也正是钱锺书最值得我们后辈学习的地方,同时也是他的真精神之所在。  我年轻时就喜欢钱锺书,大概可算得半个“钱迷”,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读过王水照先生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对王先生的文章及其谈话的深度,在那时印象就很深刻。后来又读过王先生别的许多文章。就像刘永翔先生所指出的,我们都认为王先生的文字非常好,在古典文学的学者中,是第一流的文字。一般读者如果不注意,可能就会觉得他的文章并无特别之处,但细读之下,就发现它非常之好,可以当得张之洞在《輶轩语》中所标举的四个字:“清、真、雅、正”。王先生的文字是有清气的,如其为人;而同时他的文字的表达力又强,如他所笃嗜的苏轼所说的能“辞达”,“能道意所欲言”,“能使了然于口与手”,把他所有的意思都表达得极为清楚、熨帖,而明白如话。他的文字绝无敷衍处,凡有所言,必为其真实之所思、所欲言,这便是“真”字。王先生为人又很节制,行文内敛,而不肆于外,字里行间,每透出雅意。另外王先生的文字态度,可谓之“中正和平”,不偏激,不使偏锋。钱锺书的文字是“英气四射”,“锋芒毕露”的,读之仿佛年轻人,其文字的光气,似乎到了老年也仍是年轻的,丝毫没有所谓的“暮气”;王先生的文字就不然了,他则似乎更为沉稳,有一种君子之风。我觉得王先生文字的质性是近于胡适的,其清如水,“盈科而后进”,不大动声色,实际上是极见功力,极不易到的一种境界。一句话,我觉得王先生的文字,在当代学者中是第一流的。  不但于此,我觉得王先生的写钱锺书、研究钱锺书,也比一般学者要来得更深刻,更具有“同情之了解”,更为可取。这也不仅是因为他亲炙钱锺书时间之久之故,还因为他本人便是宋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权威,换言之,他有自己的“术业专攻”,所以他对于钱锺书的著作,就有更为具体深入的“同道式”的理解。如古人之所说,“唯贤知圣”。研究者本人有他自己的专门研究,对钱锺书的所论说,体会必然更深。只读钱锺书的书,而不读钱锺书所读的书,是容易流于“看热闹”的。《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这本书,里面涉及不少宋代文学的专门问题,王先生都举重若轻,作了深入的探讨,这不是一般研究者所能的。  (作者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来源:文汇报作者:王培军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201/c404064-32018867.html